国际教育形势风云多变，国内教育政策推陈出新，教育改革的潮头千帆竞发、百舸争流。
当今的“新课程”、“新教材”改革和历史改革有何不同?能否达到新效果?
“新高考”在赋予学生课程选择权的同时，又带来什么“弊端”?各地学校在具体实施的过程遇到了哪些问题?
怎样才能做到不以“升 学率”为单一标准，改变对学校的办学体系评价，从而促进学校多样化发展建设?
第五届IEIC国际教育创新大会中，基础教育主论坛特设圆桌对话环节，邀请教育学者、上海交通大学博士、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先生为主持人，衡阳市教育局副局长贺雪峰先生，济南高新区发展保 障部副部长(主管教育工作)高一鸣先生，南昌市洪都中学党委书记、校长黎雪晴女士为嘉宾，就《新课程创新、新教材发展、融合与突破》做深入探讨。
主持人和嘉宾们通过现场连线的方式，打破地域限制进行跨时空分享，带来一场高能圆桌对话，让我们共同回顾——
图 | 第五届IEIC圆桌论坛
熊丙奇先生(左上)、贺雪峰先生(左下)
高一鸣先生(右上)、黎雪晴女士(右下)
“新课程”“新教材”
能否达到新效果
Q:主持人 熊丙奇先生：“新课程”、“新教材”的改革如今备受关注。针对国内的课程改革上一轮还没结束，下一轮就已开启的现象，很多人产生疑问，“新课程”、“新教材”究竟新不新?是否能够达到新效果?
A:嘉宾 贺雪峰先生：我认为新和旧是没有绝 对化的，从以前“三维目标”到现在的“核心素养”，我们不停地改革，意味着对课程的认知一直在进步。
当今社会进入到了“攀岩”模式，我们不知道前方的挑战是什么，需要随时调整认知。现在对于“核心素养”的强调，就是新课程的“新”之所在。以前要学生说标准答案，现在鼓励学生找解决方案，从而让学生们成为解决问题的“实践家”。
Q:主持人 熊丙奇先生：早在1987年，我们就喊出了素质教育的口号。请问长期分管教育工作的高部长，您认为在当前的办学环境下，能够达到推进学生素养发展的目标吗?
A:嘉宾 高一鸣先生：现在的“新课程”、“新教材”改革，实际上是站在了前人的肩膀上，从宏观的角度培养能力和全面素养。总体来说我们还需继续提升，而且具有一定难度，其中涉及到老师的理念、能力、整体素质能不能满足跨学科要求。
这方面，几年前甚至十年前就已经有很多学校在做了，但不是所有的老师和学校都具备对于相应理念的正确理解和落实能力。以济南高新区为例，正在组织一些骨干教师、特级教师、优异教师，研讨如何贯彻“新教材”、“新课程”，这里不存在“新掩盖旧”、“新否定旧”，而是在旧的基础上不断前行。
Q:主持人 熊丙奇先生：请黎校长站在历史的维度，分析一下这次“新课程”、“新教材”改革的推进过程中，您最 大的困惑是什么或者需要政府部门解决什么问题?
A:嘉宾 黎雪晴女士：这次改革应该考虑到一个关键因素——教师层面因素。加深教师对考试的理解、课程的理解、育人方式的理解，增强教师的认同感和幸福感，在师能、师德的培养上，建立一个完备的体系。这个过程需要学校内部的管理体制提升，也需要外部用人机制、奖励机制的协同支撑。
目前比较困惑的一个问题是：如何设计教师的成长通道，给教师一个准确的方向。比如职称的成长途径、专业的成长途径。从校级、市级、省级到全国骨干，一路下来对于老师的培养要提供大量的信息、物质、软件、硬件的支撑。我们必须关注到一些有创新理念的学科教师，让其成长为中层干部，晋升到管理岗位上，提升管理团队的整体素质，为改革赋能。
图 | 第五届IEIC圆桌论坛现场
“新高考”下的课程选择权
给学生和学校带来哪些困惑
Q:主持人 熊丙奇先生：今天现场连线的教育者都来自比较有代表性的高考改革地域。“新高考”改革中，山东实行“3+3”模式，有20个学科组合选择;湖南与江西实行“3+1+2”模式，有12个学科组合选择，给予了学生充分的课程选择权。
先请问高部长，山东省学校的选科情况落实得如何?课程建设如何?需要进一步做哪些工作?
A:嘉宾 高一鸣先生：目前，能够完全实现“3+3”的学校比较有限。第 一是师资的问题，学校老师不能超编;第二是场地的问题，原来一个班里可能有四五十人，选科之后一个班变成二三十人，需要更多符合场地的教室;第三，一些学校担心加重管理负担，影响学生成绩。
这也和学校的校风、管理的底层设计、整体管理能力相关联。在我的学校中不存在很大的管理问题，但确实有师资问题和场地问题。
Q:主持人 熊丙奇先生：基于这个问题再问下黎校长，现在江西省已启动第四轮“新高考”改革，您认为怎样根据“新高考”的要求落实“3+1+2”模式?您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遇到了什么问题?
A:嘉宾 黎雪晴女士：关于选科走班，对于保守的家长而言是一个考验。家长对这场改革的认知和家庭经济条件、学校对学生选科的指导能力和生涯规划指导能力，都会使学生在选科走班的时候，出现强势和弱势的划分。所以现在江西南昌的重点要在各个学校“地毯式”地开展工作，提高学校管理层选科走班的专业能力，以及对学生和家长生涯规划全方位的关心和指导。
我们要关注，当出现丰富的选项后，孩子和家长有更多的选择能力吗?选项的存在是选择权得以实现的前提，但是选择能力的弱化可能会导致选择的盲目，甚至带来负面影响。所以要加强建设学校多样化课程、推动学校特色化发展、开启家校联动通道，让学校的个性化培养与“新高考”的选择评价方式有机结合起来，达到家校的共同认同。
Q:主持人 熊丙奇先生：无论推进“新课程”、“新教材”，还是“新高考”，都要形成全方位合力，从政府部门推动到学校、家长、社会机构。比如远播教育一直以来深耕教育行业，帮助学生做专业的学科规划和生涯规划。基于这个话题问一下贺局长，在经历了多轮改革后，您对目前湖南学校的育人方式有什么样的观察?学校是否把学生的学业发展指导、生涯规划指导提上了改革日程，有哪些具体行动呢?
A:嘉宾 贺雪峰先生：我们需积极面对学生生涯规划这项工作。我接触过一个学校，落实了“新高考”，入学率却降低了。作为教育行政部门，要做到思想上的引领，做解放思想的先行者。我们做了多场培训，也曾邀请远播教育给予第三方支持。变革不仅仅是改变一件事，更涉及到多方合力推进，“一己之愿”和“把一己之愿变成共同事业”是不同的。
我们要落实以下几点：第 一，加强教师培训，增强教师队伍的生涯规划指导能力;第二，通过制度设计去引领学校，增强改革的主动性;第三，有“示范意识”，让思想比较开放、有组织能力、有创造力的教学团队先行一步，起带头作用，“后来者”跟随、效仿、学习。
改变办学体系评价
促进学校多样化发展建设
Q:主持人 熊丙奇先生：党的二十大提到要建设教育强国，其中有一个概念叫做“学校多样化发展”。如今，学校多样化从“普通高中多样化”拓展到了“整体高中多样化”，将中职也纳入了进来。
学校多样化发展跟课程建设密切相关，很多人担忧在“唯分数”和“唯升 学”的影响下，科技高中只专注物理、化学、生物;人文高中只专注历史、地理、政治;艺术高中只进行艺术培养。如此一来，会不会加剧学生的知识结构单一，导致办学功利化?在推进高中多样化发展的过程中，为避免这些问题，我们要做哪些调整?
A:嘉宾 高一鸣先生：这个担忧是很现实的，我们要明确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无论学校具备什么特色，通识课程必须达标。一些学校开设的特色课程，真的能培养学生的关键能力吗?我认为要通过“新高考”引领教学，学校课程围绕培养学生正确价值观、关键能力、素养品格开展，从“高分低能”转变为“高分高能”。
通识与专长、共性与个性如何和谐共生?这体现出校长对教学的理解、政策的把握。如果一位校长既不具备对人才培养的认识，又不具备对高考政策的认识，容易再次走向“唯分数”。如果对教育有深刻理解，则可以通过“新高考”的改革，引领“新教材”、“新课程”的改革。
Q:主持人 熊丙奇先生：改革必须立足于服务每一个学生，促进学生成长。针对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新课程”改革里规定了劳动教育需设置六个课时，加强学生的社会实践。请问黎校长，怎样落实学生的综合素质发展?如何给予学生有质量的高中教育?
A:嘉宾 黎雪晴女士：这个问题实际上受到了区域教育经济投入以及学校软硬件的现实条件制约。在高一、高二的时候，90%以上的学校可以达到相应标准，但是高三就比较难了。
很多学校在推进学生综合素质发展和学校多样化课程发展的时候有一个瓶颈，忽略了国家课程的特色化执行。如果把这三者融合在一起，则可以相辅相成。还有很多学校认为开一些校本课程、社团课程、特色活动就是多样化发展，其实不是这样。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是要在课程体系上全方位地普惠绝大多数学生，但是目前可能会受到师资、硬件、观念的限制。
Q:主持人 熊丙奇先生：目前的学校里还存在“超前教学”的情况，比如初二上初三的课程、高二上高三的课程。但如果不超前，家长可能不答应。请问贺局长，怎么改变对学校的办学体系评价?如何引导学校真正按照国家的改革方案，让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落地?如何让高中的孩子不仅仅围绕升 学来学习，而是围绕素质发展和培养面向未来社会的能力来学习呢?
A:嘉宾 贺雪峰先生：如果对一个学校的评价仅仅以入学率为标准，就会把学校引向这条赛道。现在对学校的办学评价是综合性的，包括校内的师生关系。家长用多把尺子评价学校，学校就会用多把尺子评价学生。
在我这几年主管基础教育的过程中，欣喜地发现很多校长都在行动，将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结合在一起。有几个高考成绩非常突出的学校，开设了丰富的社团活动、选修课程，虽然也存在“超前教学”的情况，但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要在其中找一个平衡点。高考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我们可以再多一点耐心。
总之，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循序渐进，具体实践摸索。教育改革想要实现更好的效果，需要政府、学校、学生、家庭、社会机构的整体合力，推进“新课程”、“新教材”、“新高考”改革，最终实现融合发展，突破创新，让素质教育真正落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