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家为什么拿不到更多诺贝尔奖?”
多年来，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国内教育界，仿佛已成为一块“心病”。
中国约占世界人口的20%，目前得奖的华裔科学家是9位;而美国用不到世界5%的总人口，拿下了全世界四分之三的诺贝尔奖。
美国致胜的根本原因究竟是什么?
为什么百年来，诺奖的地位无可撼动?
当中国的孩子说，想成为一名科学家，家长应该当真吗?如何支持孩子的“白日梦”?
由此，IEIC曾邀请Michael Levitt迈克尔·莱维特(2013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来为我们做了一次经验之谈。
他曾经是一个连电视都没看过的孩子。
求学时，三次被诺奖导师“嫌弃”，拒之门外
但是他仍然走上科学顶峰。
我们可以从他的分享中，找到问题答案。
01三次毛遂自荐，和导师“谈判”
1947年，迈克尔·莱维特出生于南非。
16岁那年的暑假，莱维特跟着自己的亲戚前往英国度假，人生中第 一次看到电视机。
当时他惊呆了，迷上了看电视，正好当时在播一档《生命之线》的节目，是英国生物学家约翰·肯德鲁(诺贝尔奖获得者)主持的。
在这档节目里，他了解到了蛋白质结构、遗传学、病毒机制等神奇的生物学知识，在心中埋下了一颗科学的种子。
他决定留在英国，去伦敦大学国王学院深造。
1967年毕业后，他前往剑桥，希望成为电视中那个“偶像”肯德鲁的博士生。
他大胆地毛遂自荐，在给肯德鲁的信中写道：
“我可以跟着你读博士吗?”
肯德鲁回复：
“这里已经没有空位给新学生了。”
他有些沮丧，但是朋友鼓励他：在商业上，当人们向你说NO时，你不能回答OK，要给他们另一个可以说YES的选择。
于是，他又给肯德鲁写信：
“如果明年我不能跟着你读博士，那以后可以吗?”
这让肯德鲁很震惊，他没想到科学家竟然也会像商人一样做谈判。
他对这位学生产生了好奇，约莱维特面谈。
莱维特立刻前往剑桥，第 一次无功而返，又争取了第二次交谈机会。
最终，肯德鲁告诉他：
“如果你1967年去以色列，我会在1968年接受你。”
虽然莱维特是犹太人，但他对去以色列并不感兴趣，可肯德鲁表示，这对他未来的研究方向很重要。
事实表明，他的导师的决定是明智的!
莱维特在以色列魏茨曼研究所，遇见了施奈尔•立夫逊(Shneior Lifson)教授及其博士生亚利耶·瓦谢尔(Arieh Warshel)。他们尝试将用电脑展示小分子的活动轨迹，莱维特为此编写了计算机程序。
1968年5月，这篇关于数学函数一致性的论文正式出版。
1969年，莱维特和立夫逊一起写了第二篇论文。他用这个函数公式使蛋白质分子的能量最小化，也就是肌红蛋白。这次的研究，将他们引入了分子动力学的领域，为以后获取更高成就奠定了基础。
直到1976年，整个领域的基础：计算结构生物学基本形成。
最终在2013年，莱维特和施奈尔·立夫逊、亚利耶·瓦谢尔共同获得了诺贝尔奖。他的成就评价是“为复杂化学系统创立了多尺度模型”。
02从制药公司“乱象”，看诺奖的权 威性
在新冠疫情之初，所有人都在寻找针对新冠肺炎的抗体。
抗体是人体最神奇的防御系统，也是一种蛋白质。它非常的聪明，不同的抗体有不同的形状，来对抗不同的病毒。
莱维特曾写过一些论文，尝试通过建模识别抗体。
1987年，莱维特搬到了斯坦福大学，参与建设斯坦福大学的结构生物学系。
很快就有人问他，是否愿意建立一个新的蛋白质设计实验室，希望他做一个模型，让抗体能与白细胞介素2体结合。
这个课题有多重要呢?
简单来说，白细胞介素2位于癌细胞的外部，可能帮助杀死癌细胞，对研究治疗癌症的重大意义不言而喻。
建设蛋白质实验室的过程中，莱维特也衍生了除了课题本身的“额外”感受。
这些年，很多公司重金投资蛋白质实验室，制造了各种不同的抗体药物，但实际效果并不是很好。
比如某家制药公司的蛋白质设计实验室，在2012年用近5亿美元的专利使用费，最终拿回了100倍以上的回报率。
如何评价这个实验室的价值?是否推动了生物领域的进步、造福人类呢?这有待考证。
这种“乱象”也进一步证明了诺贝尔奖的地位和重要性。
基础科学究竟对未来有多少价值，通常是意料之外的事。所以，评估某项基础科学的价值是非常不容易的。
若非真正了解这一领域，也看不到其中潜在的巨大价值。依靠诺贝尔奖委员会来判断，是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的办法。
莱维特提到，诺贝尔奖委员会非常严谨，他们一年有25到30次聚会，坐在一起谈论近年的科学新趋势，哪些科学家都做了什么事。
这项传统已经保持了120多年，因此，他们的判断是值得信任的。
03让中国孩子的科学素养屹立于世界之林
当孩子说自己要成为科学家的时候，很多家长会一笑而过，觉得孩子有出息的同时，潜意识里也认为是“童言无忌”。
随着教育全球化，越来越多的家长开始重视，需从小培养孩子的科学素养，增强国际竞争力。
但是如何才能让中国孩子的科学素养屹立于世界之林?
我们前面提到，50年来，美国用不到世界5%的总人口，拿下了全世界四分之三的诺贝尔奖。我们可以从中找到致胜原因，借鉴经验。
莱维特讲道，各国获奖的科学家比例：一部分来自医学院、研究机构或科研公司;另一部分是大学教授，需要分配教学和科研时间。
在美国，来自医学院和研究所的科学家获诺奖的数量，比在其他领域工作的科学家(如大学教授)要高很多。
这并不是说教学不重要，而是前者花了两倍以上的时间做基础科学。
他们是如何发展基础科学的?
第 一，高标准的科研投入。
一个国家花在科学上的资金越多，表示对科研重视的程度越高。
全世界有两个重要的生物基础科学实验室：纽约洛克菲勒大学、英国剑桥分子生物学实验室。
前者已经走出20多个诺贝尔奖获得者;后者是莱维特学习的地方，共诞生了近30个诺贝尔奖。
在20世纪80年代初，英国剑桥分子生物学实验室的固定研究人员只有69人，但诺奖获得者已高达8人。
他们当时的每个小组，都可以获得剑桥提供的大约100万英镑(160万美元)的科研经费。
其次，重视孩子的基础素质。
莱维特讲道，要鼓励年轻的科学家独立，从20岁开始有自己的项目规划和研究方向。
他本人也是在20多岁的时候，就开始着手诺贝尔奖的工作。
当然，想让一个年轻人具备独立思维能力是不容易的，需要教育大环境的支持。
再者，摒弃官僚主义。
莱维特说，他所在的实验室没有等级制度，科研氛围很轻松。
学生都觉得自己和诺奖得主的地位是一样的，这很大程度上催生了项目的合作。
针对中国为什么没有培养出更多诺奖得主，他不认为是个重要问题。
因为一个项目的产生到最终结果的生成，需要漫长的时间维度。
比如中国的年轻艺术家已经走向全世界，他们至少用了10年才获得成功，而诺贝尔奖委员会的决策时间更长，至少要等20年。
根据统计，最长的“诺贝尔奖得主链”有8人，时间跨越百年;最年长的诺奖得主记录刷新于2019年，是97的约翰·古迪纳夫。
我们现在可能已经产生了20个拿诺奖的点子，但科研是潜心修炼，不是一蹴而就。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可以产生更多诺贝尔奖的获得者。
莱维特表示，当你想做一些与众不同的事情，就要做好可能犯错的准备。
“一个出色的科学家，99%的时间都是错误的，如果你从来不出错，这说明你做的事太简单了。”
“你从失败当中学到的，比从成功当中学到的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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